病毒的宣战丨自然还是反自然的幽灵?

 

“不成熟之物势必变得成熟

花蕾必盛开

雏鸟必长得羽翼丰满”

 

2020新年伊始,时间的车轮好像赶不上铁蹄般碾压这个世界的某种神秘,一个可怕的、隐秘的、缓行的瘟疫在这个本就疮痍的大地迅速滋生等待暴发。至此,一个黑色幽灵盘踞在天空。自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随着当地人的骚动、逃窜、外泄,全国各地区先后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这个国家的战时状态回应的是一场关乎人类和他们老敌人的宣战。——来自病毒的宣战

 

“战时状态”“宣战”是一种军事术语。而这种战争语言更多的应用于医生和患者之间,他们熟稔大多数语辞概念的含义和危机色彩。就像艾滋病入侵、接管、驻扎到患者体内,病毒将成为可怕的永久殖民者;感染者免疫系统内部,巨噬细胞对病毒的侦查、反抗、湮灭将无济于事;最后艾滋病患者借助于现代医学脱离神化的抗生素、注射、支援、续命,最后妥协于负隅顽抗。刚才就整个艾滋病毒对生命的宣战借用较多军事色彩的夸张之词,这只是艾滋病隐喻的一种,(后面还将借助艾滋病的第二种隐喻叙事)目的是映衬这些以前只是由个人或医生发动的战争不同,这次是新型冠状病毒发动的一场对全社会可怖的战争。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根据国卫办医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也就是WHO(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2019-nCoV,毒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病毒表面有棘突,形似皇冠。在它这几天的扩散下,整个社会陷入极大恐慌和秩序破坏中。和其它弧状、棒状、丝状的病原病毒结构不同,新型冠状病毒正如它的名字一样,隐喻掌控、集权、绝对压制。病原微生物变成了统治者,人类变成了臣民,人类供养丰富着它。它将利用权威一个个的挑选牺牲者,直到每个人绝对屈服于这个环境,降格在只有一种绝对压制的能力就能掌控大多数生命的环境。

 

比起病毒本身,我更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在社会话语中的隐喻。亚里士多德说,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就像黑死病是14世纪末日来临的丧钟;梅毒艾滋病是约炮滥交的上帝惩罚;当然还有一直以来疾病中罗曼蒂克的隐喻,肺结核的浪漫主义色彩。整个瘟疫世界中充满着恐怖和诱惑的现象,感染上流感疾病而滚烫的脸被称为红晕美学;甚至有些癌症病毒使患者性欲增强在生命最后狂舞输出被称为死亡之美;就连现在年轻的亚文化青年亚逼们争奇斗艳般追求的病态美,戴上并不能防御病毒的口罩,病毒一般,古怪的、自我的、猖狂的侵袭着普通人的眼球。这是人类疾病尤其传染病,带来的超越医学领域的意涵,直指道德话语和社会隐喻,甚至宗教影响。

 

非典(SARS)

 

冠状病毒是一种核酸,由支原体病原引起。1930年末发现类似肺炎的非典Atypical pneumonias (AP)型临床表现,也就是是变种的冠状病毒。我们最早认识它即2003年非典(SARS病毒)。要知道人类是由简单的细菌发展出生命之树的一支,所以病菌和病毒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进程,我们无法彻底消灭它们,我们和病毒共生,一直保持着某种平衡直到现在。可以说病毒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一方打破这种平衡,病毒量异常,积熵过重,就会发生毁灭性事件,瘟疫。此时,傲慢、自大、猖獗的气焰将从染病者的红眼喷射而出,向内的部位开始充血散发着恶臭直至死亡,这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而瘟疫病毒破坏人体几乎是不可逆的,被神化了的、幻想了的信仰:抗生素主要以破坏代谢功能来阻挡大多数疾病感染,而病毒并没有独立代谢的功能,而是附在细胞膜上合成病毒粒子,靠宿主存活。正如SARS病毒深谙借刀杀人的技巧,借用白血球在入侵时的过度反应,加上抗生素错杀免疫细胞的同归于尽,使血红细胞缺氧,导致患者呼吸衰竭。而那些因为抗生素幸免下来的,2003年的非典皮质激素治愈的人,最后身体免疫系统破坏,导致骨坏死。而且抗生素的过度滥用极易导致超级病毒传染源的出现。而抗生素这一医学界拥趸的荣耀之光也不过只是两代人的福祉。病毒的分裂、进化、变异,无不是对整个医学科学荣光的消解,对人类服膺的物质技术的声讨,宰治着人类文明的傲慢与无知。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因此这次冠状病毒将很难针对,或许像非典一样无法找到准确源头(只是推测是中华菊头蝠)没有特效药,而人们期待的疫苗也需要广泛的人体实验才能投入应用,而这一切不过只是像期待非典结束一样,期待它的主动撤退和气候升温。而人们不过是期待时间的宽恕,而有的人甚至和病毒的统治相忘于时间,甘愿服从于恐慌下,享受一种短暂的末日快感。

 

我们处在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正如2020这个极具赛博感灾难新纪元的名字,我们开始经历着分裂,经历着不同的感受和版本。截止1月29日早晨,肺炎确诊人数5974例,死亡人数132例。这些我们经历着真实的和传言的、事件的和图像的、拟像的和失真的,无不散发着恐慌和不安,这一切不过是病毒对现代文明的宣战,对当下文化衰败和文化困境的唱衰和逆向救赎。文化的、政治的、思想的,将被这次病毒带来的瘟疫撼摇,然后荡涤着那些附着在上面的旧的彷徨的不安的信仰和灰。

 

《罪与罚》中拉斯科尼柯夫梦到瘟疫,他梦见整个世界都遭神谴,沦入一种从亚洲腹地而来,席卷欧洲可怕而又奇特的新瘟疫。或许一语成谶,神谴,罪罚,兴许只有虔诚信徒心中的上帝和大自然才能动用如此大的能量。当大自然对邪恶技术统治的世界报复时,整个生态圈都将背叛人类,当上帝动怒,代表战争、饥荒、死亡和最可怕的瘟疫骑士,随即奔来。瘟疫,由拉丁文plaga而来。意思:突然发作,伤口,用来指严重的群体灾难,邪恶和祸害。比起责难个人,更是像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和降罪。因此病毒隐喻不仅是污染源病原体的中介,还是传递社会群体意识和道德规训的一种信息。上世纪三十年代,瘟疫隐喻更是当做社会和心理灾难同义词。

 

艾滋病毒(HIV)

 

除了将瘟疫归咎于世界和群体社会的罪惩,那些上帝的信徒们还极力寻找那些更加明显的罪人替代羊。就像14世纪欧洲黑死病期间,他们指控疏远上帝的犹太人一样,对犹太人最早的屠杀,错误的复仇狂欢,不过是面临不可想象的恐怖时理性与社会秩序崩溃的表现。正如这次武汉人被全国大多数人视为入侵的病毒,逃窜的病原,嗜血的蝙蝠分散在全国,指责他们的“不规矩”、“不肖”和“粗鲁”。而武汉人在全国全网遭受人们唾弃、谩骂、甚至致死的诅咒。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排斥着武汉人,甚至恐惧一切有关武汉的讯息和符号。

 

瘟疫也是一种社会病。医学家诺尔曼断言:医学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医学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也是我书写这次疫情的原因。从社会学标签理论来看,武汉人就被贴上了罪人、瘟疫、恐惧的标签,遭受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来看,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这种身份,使得疾病总是主动暴露于感染损伤的环境,很容易被污名化。而污名化是指:以特殊的特征为基础,一定的社会程序下,系统的使社会中一些成员贬值。因此这种污名化影响不仅在武汉人本身作为患者的身心受到重创,还在患者和罪人的双重社会角色中背负道德的骂名。

 

 

人们在歧视我们, 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 要吃大餐饭, 要挤公共车, 要进电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 对他们打哈欠, 吐唾沫。那么, 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这是肝病患者贾平凹在他的散文 《人病》 中的片段。不难理解,这种强烈的 “被排斥感” 所左右的思维在某一刻迅速爆发,是对命运不公,社会不平等的发泄。从贴标签、模板化、分离、地位损失最后到被歧视,这是压抑后的迸射。历史学家阿诺卡伦说:灾难时期的编年体与日记任然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正如最近报道的武汉肺炎病人扯掉护士口罩咳嗽,又像2003年的非典护士长日记,都深刻而且永久的记录着灾难面前人性的善与恶,记录着人们最后一丝不挂的尊严,记录着人类的载入历史的本能和基因。

 

天花病(Smallpox)

 

现在将说到艾滋病双重隐喻谱系的第二种,微观过程的入侵,侧重疾病传播的古老隐喻“污染”,正如谣言成为了最古老的传播媒介。谣言即是病毒般的入侵,污染、摧毁。入侵人们恐慌和不安,污染整个社会话语权重,摧毁那些善良和恐惧中挤压出的纯真。谣言的功能特征一直存在着“复刻”,话语不断复刻不断失真,这是来自理性和秩序崩裂下恐惧的反应。而媒介和技术加速主义更是助长了谣言的传播。从谣言传播的两个条件来看,模糊性(ambiguity)和事件的重要性(important),当缺乏可靠的信息,主流媒体话语权的丢失和官媒公信力的下降,当政者不合时宜的维稳策略失效,导致缺乏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信息,极易滋生谣言;当这与每一个人的利益,生活相关,而不是只想隔离在家玩弱智的互动游戏的时候,这种是否长期的生活将促使人们焦虑和不安,也会导致谣言土壤滋生。当然,根据自己习惯和再造,对谣言的“削平”“磨尖”“同化”将如马斯克韦伯所说,使得话语具备“祛魅”的特征了,加上这是一种集群行为,群智的改造,对于谣言的考察也需要审慎多一点,或许能够获取一些重要信息。

 

 

文明进程是需要代价的,当人类拥有了创造力,文化适应力,自然选择机制就会相应的失效,接下来伴随着体制进化的减慢和文化演化的加速退化,人类和病毒将一直激烈悲壮的战斗下去。病毒也将不断成熟长大变异,当一种新的病毒的出现,人类将付出巨大代价。朋友多次问我这次病毒相关问题,利害程度及应对。几点想法:信念技术隔离 病毒般的群智

 

  • 社会人类学也叫文化人类学的目标主要是理解文化的模式,文化型塑人的选择和行动,文化是理解医学的关键。社会医学理论模式认为人类健康取决于生物、心理、及社会等各种因素。正如非典时期,现时期一些病人治愈出院,大多是靠自我身体对疾病做出的有效反应,疾病的诱因很大一部分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和对的自己的方式,我们可将此成为一种信念文化。当身体对信念的意义做出反应,医生也相应做出积极响应。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说: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是支持患者自我恢复,身体的自响应加上物理和化学治疗影响人体战胜疾病的技术反应;

 

  • 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核心更是将健康相关的生物技术、心理技术、社会技术来结合,因此技术领域的合作对接将是未来对抗病毒重要任务;

 

  • 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鼠疫的40天隔离和检疫是防治疾病的一个技术手段,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隐喻心理的隔离“旅行”有益于保护和防患病毒扩散和患者角色的再“感染”;

 

  • 就像此次病毒迅速蔓延的特征,只有在技术加速主义加持下,媒介信息病毒般传播的,对疫情和病毒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引起社会群体的迅速响应,才能尽快避免病毒的蔓延。对于人类群智,除了是统治阶层的积极响应动员外,各专家学术界,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学专家及重症医疗专家,社会科学等积极反应,国际力量多方联动支援,对人类生命足够的敬畏。才能有效扼制病毒。一旦,一个环节出了差错,病毒将以一发不可收的姿态摧毁一个种族,国度,甚至文明。

甲型H1N1

 

然而比起冠状病毒这溯源于自然的幽灵,人类世也制造出他们的可怕的幽灵。“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人类过度的生产劳动是一种反自然的怪物,一种反生态的幽灵。当自然被架构成劳动资料;当基督神学宣扬人是超越自然的万物之灵;当自负的人类服膺于生产需要等概念。一切傲慢与野心、社会财富和语言、符号和幻象,都成为了人类反自然幽灵收割的结果。然而人类并没有警惕到:他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终将为他们信奉的的物质至上主义买单。
 
当人类还在恐慌于如今冠状病毒这一幽灵般恐惧的现实时,当医学科学界还在反省上一次的无能为力时,病毒早已接代变异进化成超级病毒,而新的病毒也已幽灵般攒动。这些危险并没有夸大,我们必须为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要足够的敬畏。我们必须阻止破坏雨林臭氧的行为;我们也要习惯不用空调的过活;当我们认同自然选择让乘飞机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权。我们将更温和的生活,可能许多人会很苦,但是人类将生存下去,人类必将给文明以岁月。同时,我们应该,警觉,慎重,预防。如果人类的生活只是活着,我们将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人类文明也将不再璀璨,完全一副被低等生物病毒主宰的场景。而那时黑色的幽灵随时都会将死神带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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